时代周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离开中国证监会不到4个月，刘士余的人生轨迹迎来骤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5月19日晚11点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刘士余被查的消息，此前在市场流传已久。据悉，4月下旬，刘士余曾被有关部门约谈；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5月5日上午，刘士余还出席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下称“供销总社”）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专题座谈会。
刘士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5月13日，当天他在中国供销集团会见了越南合作社联盟主席阮玉堡一行，此后未见有公开活动的报道。
看刘士余的仕途，早年有一定业绩，中期学而优则仕，后期成为机构“一把手”之后，存在身不由己的可能，也有自我放纵之嫌。
屡提“廉洁自律”
现年57岁的刘士余出生于江苏连云港。公开资料显示，刘士余的经历颇为丰富：1987年其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论文题目为《多分区复杂电力系统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刘士余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1996年，刘士余进入央行工作，先后担任央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副司长。
2002年是刘士余履历中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一年刘士余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读技术经济及管理的在职博士，与一些同学建立了密切关系。也是这一年，刘士余出任央行办公厅主任。彼时，五大行推进了轰轰烈烈的改革、重组、上市进程。
某种程度而言，刘士余可谓学而优则仕，其名下出版过不少金融学著作和教材，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法规释义》、《中央银行新法规手册》、《金融稳定监测与管理》及《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书籍均在2004年以前出版。
2004年，刘士余升任央行行长助理后，主管金融稳定局，处理多家问题金融机构的综合治理，包括参与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问题机构的危机处置；2006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4年10月，刘士余赴农业银行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6年2月底，经历过熔断后的股市一片哀鸿，刘士余带着市场关于“牛市雨”的期待走进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出任证监会主席。
在证监会担任主席的三年，刘士余屡提“廉洁自律”。2016年9月14日，刘士余在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上称，要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
2017年11月21日，刘士余在第十七届发审委会议上说，“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终身追责。”
在刘士余掌舵证监会期间，证监会审批新股共710只；A股退市7家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其家乡江苏多家地方城商行、农商行实现IPO，曾引起市场广泛质疑，其间复杂利益牵扯被资本市场议论纷纷。
数据显示，2016年9月、10月、11月共有5只江苏城商行和农商行成功上市，目前A股江苏银行股共有8只，A股银行股共有32只，来自江苏的银行股占比最高。
经济学家韩志国曾在2017年时即注意到上述现象，表示权力寻租触目惊心。他在个人新浪微博上如是写道：“我不认为这与证监会的主要领导出生在江苏有绝对的必然联系，但也绝不能排除这其间耐人寻味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时代周报记者未能联系到韩志国就刘士余主动投案予以置评。
曾痛斥“害人精”
曾痛斥“害人精”的刘士余主动投案，背后的案情扑溯迷离。
浙江资本圈一位资深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刘士余的问题比较复杂，他主动投案，或与云南省委原省委书记秦光荣之子秦岭案有关联。秦岭案的背后，则与华融赖小民案相关。
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02277.HK，以下简称“华融投资”）董事会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华融国际行政总裁。2018年11月，秦岭被有关部门留置调查，成为华融系在赖小民案发后被查的高管之一。
华融投资曾在2018年11月27日公告，秦岭“因个人原因”辞去华融投资的董事会主席，也不再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及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融之前，秦岭曾于2011年2月-2015年10月出任农业银行全资附属机构农银国际行政总裁，和刘士余有过短暂交集。官方资料显示，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农业银行党委书记，不久后便出任董事长。
而刘士余与赖小民交集颇多，1998年-2002年期间，两人均在央行银行监管二司担任副司长，后来刘士余担任司长，办公厅主任，直至行长助理、副行长，赖小民则调往银监会，后负责筹备北京银监局，并担任一把手。
除涉“秦岭案”外，坊间亦传闻，刘士余主动投案系与南京银行“债市一姐戴娟案”有关。
2019年2月20日，南京银行发布公告称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南京银行投资机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雁三人，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
公开资料显示，戴娟在中国债市中摸爬滚打20余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参与债市交易。
如何监管监管者
与以往证监会主席相比，刘士余在市场上受到争议亦较为突出。有人说他“铁腕治市”，有人甚至封他为“监管之王”，也有人说他“不近人情”。
个性鲜明的刘士余金句频出，更是屡屡引发市场热议。2016年年底，刘士余发表了著名的“妖精论”：“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在2017年举行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直言：“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刘士余从严监管的作风可从数据中窥见一斑。
2016年，证监会共对183起案件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18份，同比增长21%，罚没款共计42.83亿元，同比增长288%，对38人实施市场禁入，同比增长81%。
2017年，上述数字变为，全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同比增长74.74%，市场禁入44人，同比增长18.91%。
2018年，行政处罚的数字进一步增加，全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10件，同比增长38.39%，罚没款金额106.41亿元，同比增长42.28%，市场禁入50人，同比增长13.64%。
在这三年中，证监会开出的罚金额度也陆续被刷新。
2017年3月，因“多伦股份（匹凸匹）”操纵案，证监会依法对鲜言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金高达34.7亿元。与此同时，鲜言也被“红牌”罚下，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2018年3月，证监会对厦门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款总计约56.7亿元。这也是证监会史上开出的最高额罚单。
业内分析认为，刘士余任上，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颇多，交易所一线监管过严，导致正常交易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在单边下跌的过程中，市场情绪受到了极大打击。
“监管者自身不依法行政，市场就必然失效和失序。”2017年4月，韩志国在其个人新浪微博上写道。
比如2016年7月28日，人福医药收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函，要求解释“当日，上证综指下跌1.91%，但你公司股价逆市涨停”的原因，上述问询函一度被视为“奇葩问询”。
不过，在监管与市场之间，天平容易失衡。
一位被处罚且要求匿名的游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处罚有很大的弹性，可罚没1个亿，也可操作罚几千万元，这条灰色的产业链，提供了寻租空间。该游资人士称，用过多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容易对资本市场造成破坏，“希望监管部门未来能明确监管标准，重新梳理审视之前的工作，以便提振投资者信心”。
一个简单深刻又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如何监管监管者？
2017年2月26日，刘士余在新闻发布会上解读“妖精论”，并称金钱的诱惑是巨大的，“天使和魔鬼就是那么一念之差”。
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