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封杀华为后人们发现，华为如果加上备胎计划，几乎完成了全产业链所有芯片以及操作系统的开发。但是，除华为外的中国科技企业却很难提供可替代美国公司的核心芯片。
我们无须夸张华为的成功，但是，一家民营公司能够完成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的开发，并在5G技术领域领先世界，体现了极高的创新能力。与之相比的是，为什么中国其他企业甚至整个国家的科研力量，在半导体领域都没能产生如此多的成果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同样的老问题是，在中国有如此多的人才却很难产生原创性技术。显然，这与管理制度有关。
研究华为可以发现，其经营的核心原则是以客户为中心，因此，企业发展有方向感，包括客户需求以及技术创新的方向感，技术创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这个基础上，强化基础研究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化以及具体应用场景的开发。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华为要求所有人必须遵守规则，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其次，强化竞争和人才培养，保持组织活力；其三，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可以在社区发言，公司决策少数服从多数。
我国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包括科研院所、高校等，每年毕业全球人数最多的理科生，政府也投入巨资支持研究，但成果数量比较华为的研发效率而言，是比较低的。其中的原因是系统性的。
首先，我国在基础研发方面的能力比较弱，让人能够心无旁骛从事收入较低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困难的，精英资源大部分流向金融、地产、互联网以及体制内。因此，社会价值错误导向以及人才培养深度的缺乏，导致基础研究成为中国创新最大短板。而华为基础研究的突破主要靠欧洲科学家完成。
其次，在产业管理与科技创新体制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产业管理方面，就像任正非所说，主要靠砸钱。政策部门制定规划确定创新支持方向，这并非回应市场需求，缺乏方向感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实施的补贴措施，导致大量企业为了赚取补贴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全国遍地开花，比如太阳能板、新能源车等。事实上，在半导体领域是市场决定技术，而非技术主导市场。因此，在大量大众消费领域跟随补贴与政策指挥棒的技术创新，实际上很容易脱离市场主导的航道。
补贴刺激下的“大干快上”造成投资浪费，同时又会冲击致力于创新研发的企业。因为，投资大规模涌入会分散行业人才资源，同时又产生价格竞争，导致刚起步的产业向下流，而难以向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很多“创新骗局”与政策寻租，包括一些科技企业借此开发地产。创新变成一门政策套利的生意。
中国创新体系建设也受累于体制弊端。首先，政策制定者主要是官员以及专家，不易制定出贴近行业创新所急需的政策。
其次，部门主义比较严重，科技创新牵涉上下游多个部门，比如上游的材料、下游的应用以及系统集成需要大量不同领域的零部件，但多部门协调颇为不易，因此效率不高。而华为通过制度与管理克服了多部门协调的问题。华为创新效率源自集中统一安排，全球配置资源，开发上分为四个梯队，不同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开发周期。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的差距，一个很突出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干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那样形成协同效应。他强调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好，我们要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聚集起来共同干。
同样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到，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持，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我们的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都应该学习华为在技术创新管理方面的经验，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制度重于技术。要想提高创新效率，首先要从提高制度供给质量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