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黄蕾 “中国金融业存在包括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够，大而不强；国家流动性充沛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拥有最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这三大问题，而问题背后，则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两难”抉择。”5月25日，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在北京召开，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论坛上发布《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如是表示。
金融业面临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
为什么我国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够，大而不强？《报告》指出2018年年末金融业总资产268.24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7.68%，均为全球较高水平，但是陆磊指出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小、占比低、逆差持久、竞争力不足，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并不高，国内和国外地金融市场还未充分贯通。实际上金融业增加值已经包含了风险溢价，换言之金融业事实上面临着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
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担心融资贵的“两难”
为什么我国流动性充裕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报告》指出2018年人民币贷款增长13%，社融增长9.8%，但是陆磊指出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不畅，创新表外业务嵌套复杂，大量资本空转，“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制度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价格僵化，利率双轨制仍然并行，存贷款还存在着基准利率管理，商业车险价格、长期保险预定利率的限制仍然存在，这就导致了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担心融资贵的“两难”。
加杠杆和严监管去杠杆的“两难”
为什么我国拥有最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陆磊指出，宏观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结构性风险仍然较高，经济下行可能引发债务偿还风险，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带来资产价格的贬值风险。在微观上金融创新形成了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增强，促使风险同质共振，这就导致了加杠杆则引至未来的风险膨胀，而严监管去杠杆则可能使当下的风险显性化的“两难”。
陆磊指出，要解决上述三个“两难”，《报告》给出了方案，即发展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我国金融业摆脱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困境，流动性充沛与实体融资的困境，加杠杆需求与去杠杆要求的困境。
一方面必须看到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无法充分服务实体，并支持现代化经济发展，同时造成了负债率持续攀升的风险。从供给侧看，在银行为主体，部分创新性金融服务往往依然决定明股实债性质的金融供给条件下杠杆率必然攀升。
从需求侧看，以资产负债管理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造就了一大批依赖刚性兑付的投资者，风险实际上仍然聚集于金融体系，隐性担保将持续存在，道德风险可能蔓延，金融资源面临错配，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体内循环，这将是金融业的某一种选择。
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发展直接金融有利于同时实现服务实体，促进金融稳定的良性循环。在直接融资中，资金需求者与供给者通过资本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股权、债券和其它创新性金融工具等直接建立信用契约关系。《报告》还指出发展直接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法治保障，要求完备法律体系，严谨立法过程，公正司法程序和裁判执行系统；二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序解决利率双轨制和定价失灵问题所导致的刚性兑付。
陆磊表示，依靠改革、开放，使金融体系回归实体和管理风险的两大基本性功能。发展直接融资当然是治本之策，是实施金融政策推动金融发展的长期导向。但是，他也强调不能忽视短期，不能忽视治标的重要性。在短期仍需要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推动金融业发挥服务实体和管控风险两大职能。
《报告》以资管市场为例，梳理了相关的短期政策组合。
一是尊重市场规律。在金融市场化、科技化背景现，以资管业务为代表的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跨产品的金融创新推动了中国金融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压力，推进了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在现实中法规规范一般都会滞后于创新，容易出现监管的缺位、监管的真空和市场套利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资产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开放也就是尊重市场规律，开放会带来新的选项，开放也会带来新的希望。
二是统筹监管资源，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现，统筹宏观和微观，调控和监管，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功能监管，实施穿透式监管，建立行为监管体系。
陆磊总结道，《报告》是年度金融政策实录也是对政策得失的价值判断，还是优化政策的建议。《报告》通篇想说明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它在于机构和市场。而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使实体部门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服务和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两者都不可偏废，好的服务和激励将系统性降低金融风险，而好的金融政策在于激励金融业高效稳健实施金融资源配置，而不是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