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仅有东莞、郑州和昆明3座城市从二线新升入了“新一线”。对大部分二线城市来说，它们和新一线城市之间还存在着难以跨越的固有差距。
厦门地标双子塔 图片来源：摄图网
每年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揭晓《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的那一刻，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今年有哪些城市升级成为了新的新一线城市，又或者有哪座城市首次跌出了新一线的队伍。
事实上，相比头部城市位序连续多年保持相对固定的状态，尾部新一线城市与头部二线城市的表现往往有着较大的起伏。
我们选取了《2019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排名后6位的城市、以及在30个二线城市中排名前10位的城市，把它们分别定义为“尾部新一线城市”、“头部二线城市”，并画出了这些城市2016年-2019年排名的变化轨迹。
根据趋势不同，这些城市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稳步上升型城市，2017年首次进入新一线行列的东莞与郑州，在持续的进步下，如今已坐稳新一线城市的名号，今年第一次升为新一线的昆明、排名逐年趋近新一线的佛山，也都在过去几年里实现了飞速的增长。
第二类是稳定型城市。比较典型的为排名稳定在新一线城市后段的宁波、徘徊在新一线与二线之间的无锡以及二线城市中的合肥、福州与南宁。
还有一类城市非常特别，它们在过去的4年里走了一段典型的下坡路，如新一线城市中的青岛与沈阳，以及在二线城市中不断下滑的大连、厦门、哈尔滨与济南等。
在这些城市进退分化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相对残酷的现实：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仅有东莞、郑州和昆明3座城市从二线新升入了“新一线”。对大部分二线城市来说，它们和新一线城市之间还存在着难以跨越的固有差距。
新一线与二线城市之间最典型的差距体现在城市商业设施上。我们统计了170个知名的商业大品牌在各城市的开店数据，并根据门店聚集的效应，计算了不同城市里核心商圈的实力总和，并以得分最高的城市为基准100分，对各城市的核心商圈实力指数进行百分化评价。
15座新一线城市的平均得分为65.21，10座头部二线城市的平均得分为34.64，仅为新一线城市的一半。在可视化图表中，这种集团化的差距体现得更为明显。除了宁波、东莞，新一线城市几乎全体领先于所有的头部二线城市——这和商业品牌总是更早进驻等级更高的城市并在那些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张直接相关。
同样因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而被拉大差距的，还有城市的创新实力。如果把上市公司、历史融资总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公司以及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的高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视为一座城市的优质本土公司，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优质本土公司占到了全国总量的30.91%，15座新一线城市和10座头部二线城市的比例分别为26.17%和8.85%。这种从高一级城市向低一级城市量级急剧萎缩的状态，在城市创业公司总融资金额方面被进一步强化。据鲸准洞见的统计，2018年新一线城市的平均融资规模为119.71亿元，达到了头部二线城市均值的14.55倍。
2018年，头部二线城市的平均民航国内可直达城市数为64.60座，平均国际航线数为17.90条。这两组数据与新一线城市对应的均值97.57座与34.14条其实差距并不大。但当我们把数据拆分到每一座城市时，头部二线城市中表现优异的南宁与福州，与新一线城市中相对表现落后的宁波、苏州指向了一个共性——在区域中首位度较高的城市往往能获得更优的交通资源。
面对大量同时占有规模优势与区位优势的新一线城市，头部二线城市的追赶并不容易。可喜的是在一些小指标上，不少城市已开始展露光芒。
头部二线城市在商业品牌门店的统计数据方面增长规模与趋势十分喜人。在监测对比范围内，过去一年佛山与无锡分别新增251家和183家门店，排入了全国非一线城市门店增量的前十名。当一线与新一线市场的投放逐渐饱和，品牌的下沉开始惠及大量的二三线城市，也为它们带去了除商业增长以外的更多领域的扩张机会。
和《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的整体排名变动趋势相似，头部二线城市内部的各项指标变动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南北城市分化。“城市人活跃度”维度综合考察了城市人消费、社交与夜间活力等指标，在这个维度中，温州、福州、厦门等南方二线城市相比去年都有了大幅的名次提升；相对地，济南、哈尔滨两座北方城市都下滑了10名左右。
华南城市佛山是今年头部二线城市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市，它在创业公司增长率、高新企业规模、便利店规模、咖啡馆增长率等一大批数据中都获得了极为优异的表现。随着佛山排名的逐年递升，它和东莞也已稳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继广州、深圳两个超级大都市之后的稳定的第二层级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看到了创新力量的崛起与设施便利度日益成熟的生活环境——这些超越了自身排名与城市分级的特质，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属于城市自己的生长曲线与面向未来的丰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