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商银行被接管，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被接管的原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之外，同业依赖症及其带来的风险，也为外界所关注。
2018年9月底，包商银行同业负债2211亿元，在总负债中占比达44%左右。事实上，就其所在的城商行群体来看，尽管经过监管套利整治、资管新规等两年多的监管收紧，一些城商行的同业依赖仍然没有彻底改变。
同业、投资类资产、收入占比偏高，在城商行中普遍存在。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底，多家城商行的同业、投资资产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一些银行的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却不足40%。
同业、投资资产、收入占比偏高背后，是对同业负债的依赖。一些资产规模过万亿的大型城商行同样如此。
5月26日，央行、银保监会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将关注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推动中小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并提到针对包商银行接管前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的保障举措：500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本息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由接管组和债权人平等协商，依法保障。按前述政策保障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接管后其本息均由央行、银保监会和存款保险基金全额保障。
有的同业、投资收入占比超六成
由于同业业务低资金成本、低资本消耗的特点，激励银行形成了巨大规模的同业资产。同业业务一个重要特点为期限错配，增加了流动性风险；同时，金融机构之间业务联系更强，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在多个环节推高融资成本后，实体企业根本无力负担高额的资金成本，加剧经济泡沫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2017年起监管部门加大力度推动“金融去杠杆”，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随着“三三四”和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整治和政策的出台，银行的同业和投资业务规模与占比开始下降，贷款占比逐渐上升。
不过，收入、利润增长主要依靠同业、投资，在城商行中仍并不鲜见。
此次被接管的包商银行已经两年没有公布年报，但在2016年，其同业、投资等收入就占利息收入的一半左右。2016年财报显示，截至当年底，包商银行利息收入约210亿元，其中债券投资、应收款投资收入分别为20.7亿元、62亿元，存拆放同业、买入返售收入则为16.2亿元、5.58亿元，合计金额104.5亿元，占比约50%。
一些城商行同业、投资收益在收入中的占比甚至超过60%。
比如，根据年报披露数据，2018年，莱商银行营业收入约为32亿元，其中投资收益就达19.7亿元左右，占比达到61%以上。同期，该行利息净收入只有11.2亿元，净利润也只有4.71亿元。
不仅像莱商银行这些资产规模、营业收入的“小块头”，一些资产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省级城商行，收入结构也同样依赖同业、投资。
已经上市、总资产突破5000亿元的贵阳银行，2018年业务收入中规模最大的是理财、资管计划，实现收入约71.3亿元；其次为债券及其他投资，收入约52.4亿元；加上长期应收款收入12.2亿元、存放同业及拆出资金收入约7100万元、买入返售约4.2亿元等，合计金额约154亿元，在其全部收入中的占比接近60%。而在同期，其贷款利息收入只有85.7亿元，占比不足33%。
即便是资产规模超过2万亿的大型城商行，投资收益同样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以南京银行为例，2018年，该行利息收入约535亿元，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约274.1亿元、110.7亿元。但在该行的利息收入中，贷款部分占比并不高。
而在利息收入各项中，拆出资金、存放同业、债券投资、买入返售和理财、信托及资管受益权收入分别为3.8亿元、19.4亿元、102亿元、4.2亿元、169.5亿元，合计275.5亿元，占比高达55.83%。同期，该行贷款收入则只有221.6亿元。
多家贷款占比不足40%
同业、投资业务成为收入主力，与一些银行直接贷款比例偏低，有着直接关系。从公开数据来看，2018年底，多家城商行的直接贷款占比不足总资产的40%。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葫芦岛银行贷款余额为475.8亿元，增幅41.5% ，同期，该行总资产为908.1亿元。据此计算，其贷款余额占比仅为52.3%左右。
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同业业务。2018年底，该行资产中，买入返售、存放同业、其他应收款分别为60.8亿元、8.3亿元、8.3亿元，合计77.1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则分别为27.8亿元、188.7亿元。以上共计约293.6亿元，占比接近33%。
在城商行的资产结构中，这样的比例并不算高。截至2018年底，龙江银行总资产2248.1亿元，而贷款只有776亿元，占比仅为34%左右，但应收款投资、债券投资、买入返售、存放同业余额共计1360亿元，占比超过60%。
贵阳银行年报数据则显示，2018年底，该行总资产为5033亿元，贷款余额只有1703亿元，占比也仅34%左右。
而作为资产万亿的大型城商行，南京银行截至2018年底，总资产1.24万亿元，但贷款余额只有4803.4亿元，占比为35%左右。
与贷款相比，同业、投资业务是南京银行更为重要的资金投向。2018年底，该行各项资产中，存放同业余额368.5亿元、拆出资金69.2亿元，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1052亿元，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应收款合计4889亿元。此外，还有买入返售资产约120.5亿元，同业、投资业务总规模接近6500亿元，占总资产的54%左右。
依赖同业负债
尽管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不高，但剔除存款准备金约束后，不少城商行的存贷比并不算低。
比如，截至2018年底，南京银行的存贷比已达60%左右，贵阳银行、龙江银行等也在50%以上。
正是因为存款、自有资金不足，同业、投资业务被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一些银行作为突破贷款规模、监管限制，实现利润增长的主要手段，并在此过程中借机实现加杠杆。
“一些银行同业、投资业务规模做得很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受地域限制，业务受当地经济影响很大，有些贷款有资金也不敢做。”某城商行人士此前对第一财经称，在这种情况下，资管计划、应收账款等同业业务为其提供了资金出口，并且可以获得较高收益；另一方面，资金不足的银行则通过同业业务获得资金来源，以做大资产规模，解决收入、利润增长问题。
“同业、投资规模甚至超过贷款占比。这不仅偏离了自身定位，同时还滋生了金融风险。”一家城商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同业、投资类资产占比偏高的银行，在负债端对同业负债的依赖程度也普遍较高，这在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截至2018年9月底，包商银行负债总额5034亿元，同业负债达2211亿元，占比约44%。截至当年11月，该行累计发行同业存单311期，发行面额865.2亿元，余额672亿元。
龙江银行、贵阳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也达到30%左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两家银行的同业负债总额分别为760亿元、1450亿元左右，在负债中的占比分别达34%、31%。
一些银行的同业负债不少都来自同业存单等债务证券。截至2018年底，龙江银行的应付债券余额为505.3亿元，南京银行、贵阳银行则分别达2110亿元、1017亿元左右。
而按照监管规定，银行同业负债不得超过负债总额的1/3，同业存单也已被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