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这一轮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更多来自盘活村集体资产，以集体资产租赁、流转或折价入股等形式获得稳定资产性收益
互联网成为政策红利之外，推动乡村变化的新变量
以教育、医疗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资源配备，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完善，成为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选择留在乡村或返乡的重要因素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中部农业大省江西省部分地市，蹲点调研乡村振兴一年来的发展变化，同时联合江西省统计部门对16个农业大县100个村的2000户留守村民、1378名外出务工农民以及100位村支书开展问卷调查。
通过大量面对面访谈和专业数据分析，“数”读乡村振兴、“据”透“三农”家底：在“经营村庄”新理念下，无论是农民还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家底”，不仅更厚实了，而且构成更趋多元；乡村发展新变量涌现，互联网成串起一二三产做大做强家底的关键纽带；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新村新风等“软件”配置升级，成为新村聚新人、夯实家底的力量源泉。
多元增收夯实家底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与之相比，江西省为6.8%，家底绝对值增加，除传统农作、务工收入外，增加了创业收入和资产性收入。
“在家就能把钱挣了。”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城厢镇黄埠村沙坝仔村民李松连夫妻过去在外从事餐饮行业，丈夫做大厨一月可赚4000元，妻子做杂工月收入不到3000元。2018年夫妻俩返乡，把长年空置的农房改造成农家乐、民宿。
江西省2017年提出，力争到2020年底，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达到全省总数的80%以上，基本消除“空壳村”。百名村支书问卷调查显示，受访的100个行政村中，去年近一半村集体收入在6万～15万元之间，近三分之二收入高于5万元。
赣州市委组织部的统计表明，2016年，赣州市3469个行政村，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收入4.28万元，无集体经营性收入的“空壳村”1675个，占比48%，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占比不到10%。而到2018年，所有村集体经济都实现5万元以上年收入，平均16.43万元。
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乡镇企业发展集体经济，到依靠现代经营模式壮大集体经济。记者发现，这一轮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更多来自盘活村集体资产，以集体资产租赁、流转或折价入股等形式获得稳定资产性收益。
抚州市广昌县长桥乡上凡村2018年10月成立旅游合作社，村集体以基础设施投入入股，占51%股份，到今年春节时就收入2.2万元。铜鼓县三都镇东浒村7个合伙人牵头筹资500万元注册公司发展乡村旅游，村集体以村里的古樟、古桥、古祠堂等入股，占30%股份，其中10%为村集体收入，另20%归全体村民。
“像经营企业一样发展村级产业。”赣州市会昌县文武坝镇古坊村村民邹士荣原在东莞经营一家鞋厂，2015年回村牵头成立古坊村富民生态农业合作社并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和本村在外做生意的几个村民筹集500万元，打造集采摘、休闲、旅游、零售、餐饮等为一体的新农村田园综合体。2018年，合作社被评为省级示范社。
互联网“加速度”
走进铜鼓县大塅镇公益村游客接待中心，展柜中摆着“汤里红”“赣峰云雾”“有机白茶”等各式包装精美的农产品。“和最初只卖茶青相比，加工成成品利润至少能翻3倍。”公益村村支书李琦舰说，从只卖茶青到做成贴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中间只因加入了一个合作社。
把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以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组织起来，向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变，拓宽产业大道，为市场提供更高附加值农产品，日益成为村民和村集体夯实“家底”的共同选择。
互联网成为政策红利之外，推动乡村变化的又一新变量。山溪村是宜春市万载县双桥镇的一个小山村，3200多人的村里拥有220名电商从业者，通过“专业店铺+农产品基地”“专业店铺+经纪人+农户”的方式，应用电商平台将村里面的脚板薯、冬笋、刀豆、黄精等农产品和中药材送到山外，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
互联网成为串起乡村一二三产融合的关键纽带。37岁的钟凌云所在的大家族在深圳经营富士康配套产业，但他却回到老家铜鼓县大塅镇，流转3200亩土地成立了“花浒林泉”公司。他的经营思路是，通过观光农业和休闲旅游吸引游客前来，现场体验公司的土法榨油、野笋加工等食品，最终培育公司农产品的核心消费者。
“即便游客人不再来，但通过电商这条路，产品销售就不会断线。”钟凌云认为，关键在于把产品和体验做好。
囿于赶集销售的乡村农产品要抬腿迈进大市场，还有其他诸多制约因素，其中人、钱、技术三项最关键。超过9成的受访村支书希望在产业启动资金、涉农贷款方面给予支持。超过7成的受访村支书希望提供常态性产业技术培训指导。
乡村人口回流
记者采访了解到，以教育、医疗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资源配备，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完善，成为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选择留在乡村或返乡的重要因素。曾经的公路、邮路、电路“老三路”，正逐渐被4G“网路”、快递物流“路”、娱乐康健“路”等“新三路”所替代。
透过问卷可以看出，未来5～10年，乡村依然是多数农民生活区域的选择，打造宜居宜业乡村、实现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仍然是农民期待重点。
“在人口较集中的集镇和行政村统筹建设居住点，集中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才能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浔溪乡是江西抚州市南城县的一个山区乡镇，下辖8个行政村，55个村小组。有的行政村户籍人口1200人，但长期在村中居住的只有20多人。
修水县马坳镇黄溪村是“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村，近10年来，当地陆续将这里15个村小组中的11个村小组2000多名村民，集中至统一规划布局的中心村，路、水、电、网、学校、生活服务设施建设齐全。黄溪村村支书徐万年说，这一布局不仅全面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而且为村庄节约土地800多亩，为村庄统筹规划发展农业、加工业、服务业奠定了基础。
随着居住条件改善、产业发展、人口回流，黄溪村小学的学生规模已由最少时不到63人恢复到目前的320多人。
“新风”引领风尚
问卷调查显示，乡村振兴一年来，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支出等方面负担进一步减轻。
赣州市委宣传部对全市6县开展乡风文明专题调研发现，当前乡村红事酒席一般在10～15桌左右，在家做酒席平均花费300～400元一桌，在酒店一般400～500元。白事摆酒普遍比较简单，一般只请内亲，不超过10桌。随礼方面，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一般在100元以内。
“群众自治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效破解了移风易俗没有抓手的难题。”抚州市广昌县委宣传部部长洪斌介绍，县里头陂镇西港村符某弟兄俩自己住好房，85岁的母亲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住在破旧土坯房里，靠低保度日。当地创新推出“榜单”乡风文明管理办法，经村移风易俗理事会评议，两人被确定为村里首例“黑榜对象”张榜公布，弟兄俩脸上无光，也感受到舆论压力，去年两人共同出资为母亲和弟弟建了新房。
地方党委政府也对社会不良风气主动“亮剑”。针对部分地方老人住老旧、不安全房屋而儿女住新房的现象，赣州市去年发起“不让老人住老房”专项整治活动，曝光反面典型，并在惠农政策、贷款业务等方面给予不孝人员制约，目前已登记988名不孝人员，811人已整改到位。
集聚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战士、新乡贤等各方力量的理事会，成为组织发动群众的新平台。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龙化村一度是县公安局挂牌督办的“赌博”村，在赣南日报社工作的肖荣祯等在外的本村年轻人觉得“名声”难听，主动作为，自发组织高校学生暑期进村支教、举办重阳敬老节等活动，如今村里赌博的行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