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陈佳慧 发自广州
6月7日端午节，下午5点半，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儿科医生周立立坐在值班门诊室里问诊病人，她是当晚的儿科夜班急诊医生。夜班急诊十天轮一次，一次要在医院工作20多个小时，工作量巨大。
晚上9点，十平方米左右的急诊室里站满了人，将周立立围在里面。刚出生5天的宝宝因为新生儿黄疸被奶奶抱过来让医生检查，旁边的爸爸妈妈则在询问病情。另外一位5岁的小女孩因为高烧被爸爸抱着，妈妈在等医生开药。周立立坐在桌前，一一诊治—黄疸宝宝安排住院，发烧的女孩输液退烧。
在诊室外面，候诊区的一排椅子上坐满了排号的病人和家长，输液区的吊瓶也挂满输液架。“近期广州的天气一会儿暴雨、一会儿暴晒，小孩子容易发烧，”周立立说。来看急诊的多是5岁以下的小孩，高烧40℃左右，由父母抱着，大多数都被“烧得蔫儿了”，躺在父母怀里不说话。
此时，距周立立下班还有15个小时，今天晚上能否躺下休息两三个小时，她当前无法预料。
这是周立立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国数万儿科医生的常态。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秦耕回应我国儿科医生资源不足问题时表示，目前儿童医疗服务资源相对比较紧缺，全国每千名儿童儿科医生数为0.63。距2020年达到0.69有一定距离，且明显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0.85—1.3）。
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在2016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仅为10万人左右，平均一名儿科医生要服务2000名儿童。
工作20多个小时
零点之后，病人开始少了。“今天因为端午节，来医院的人少，整体还是很轻松的，我最多一天晚上看了126个病人。”周立立说，“那天晚上，我的视线一直没超过小孩子的高度，只听见大人在讲话，根本来不及去看家长。凌晨三点才吃上一口晚饭。”
回忆起那最高的急诊量—126个病人，周立立仍显得有些着急。12个小时的夜班急诊时间，如果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平均下来每个孩子的诊治时间不到6分钟。“每个病人要是多耽误一分钟的话，排在后面的就要多等两三个小时。”周立立说。
晚上急诊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在广州生活的人，“虽然社区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大过我们，但是社区医院没有夜班急诊，小孩生病家长只能带过来。”周立立说。
凌晨两点，最后一位病人离开急诊室。周立立和衣躺在值班医护休息室的床上休息。15平方米左右的休息室横竖摆放了两张双层床，供医护人员休息使用。
当天广州白天最高气温35℃，周立立进到休息室不到30秒的时间就关上灯躺下了，甚至忘记打开空调。躺下没到15分钟，值班护士叫起周立立，又来了一个急诊病人。小孩39℃高烧，家长担心会有热性惊厥。周立立交待安排好后，回到休息室，抓紧躺下。因为没开空调，休息室里蚊子嗡嗡，但周立立睡得很沉。
凌晨5点，珠江医院的门诊4楼，除了担心会发生热性惊厥的一家人外，还有一位值班的护士在岗。早上6点，一位年轻母亲带着1岁左右发烧38℃的婴儿按响了急诊室的门铃。周立立一边走一边用手抓了抓头发，几道深深的褶皱印在白大褂的后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早上8点，周立立交完班后，又到病房查房，直到中午快12点才回家。
如果从端午节的早上算起，8—12点，周立立出了半天的普通门诊，12点至下午两点半出急诊，“中午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盒饭”。下午3—5点在科室休息。然后从下午5点半出急诊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20多个小时，被工作塞得满满当当。
周立立不觉得现在的工作强度很大，“病房里的医生和跟120出车的医生，才是真的辛苦。有一次大年三十，要去外市接转院的病人，早上8点半出发，到晚上9点才回来。24小时在医院待命，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现在条件好一点了，就已经很知足了。这种10天轮一次的夜班急诊，在2017年，可是三天轮一次。”周立立说，“而且儿科医生的辛苦与相应的报酬不成正比。”
儿科医生的薪酬几何？2016年发布的《白皮书》显示，相较于其他科室的医生，儿科医生承担了1.68倍的工作量，但薪酬收入仅达50%。
学会理解病人
6月3日，上午8—12点，珠江医院小儿神经康复科主任李宏出门诊。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的李宏每周的出诊排班仅有两个整天时长，分别为周一一整天，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
李宏有30多年临床经验、主攻儿童神经系统疾病，包括癫痫、大脑发育不良、高危新生儿神经发育早期监测及干预、抽动症、多动症等。就诊患者半数以上是外市甚至外省人，多数是治不了的疑难杂症汇聚至此。
李宏在诊治病人的时候，通常第一句话是问孩子：“乖不乖啊？”“通过这个问题，可以判断出很多信息，”李宏说，“比如智力情况、听力、理解力以及认知水平等，你会发现，3—5岁的小朋友你这样问他，他百分百会回答‘乖’，但是5岁以后开始犹豫了，不回答你了。但是有些10来岁的小朋友却回答‘乖’，那就说明他的智力可能存在问题了。”
开诊不到半个小时，门外一位老婆婆几次通过门上的玻璃框往里看，很是焦急。8点36分，老婆婆抱着2岁的孙子进来，后面跟着孩子的爸妈，家长怀疑孩子是自闭症，因为两岁了还不能讲话。
李宏听完孩子父母的讲述后，一边逗孩子，一边面部朝下抱起来进行专业诊断。老婆婆全程没有讲话，表情凝重。做完一些简单的检查后，李宏说：“孩子没有大问题，做个检查确认一下。”
诊室的气氛一下子放松活跃了，“真的嘛，吓死我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老婆婆连说。最后检查结果出来也证明孩子没有问题，一切正常。老婆婆喜笑颜开，走之前不知道说了多少句“谢谢医生”。
在很多医生看来，儿科是“哑科”，病患通常不能明确表达自己哪里不舒服，“你要从接触孩子的第一秒钟就开始检查，比如刚刚这位被当地医生怀疑是自闭症的孩子，但是我在跟孩子进行眼神交流的时候，他很好地给了我回应，我首先就把自闭症排除了。”李宏说，“孩子很聪明的，可以感受到并且记住你。而作为孩子的家长，最先做出的判断是你喜不喜欢他的孩子，你有没有亲和力。”
李宏认为，不同阶段孩子的生理条件其实都不一样：“有人认为可以让内科医生来充当儿科医生，我觉得这对孩子也太不负责了，我觉得有习惯了看孩子去看大人的儿科医生，但是反过来是不行的。儿科的诊治要比其他科室难得多。”
医疗行业永远存在着不确定性，要尊重医学的规律，要承认医学的局限性，要承认医学它本身有缺陷。治疗中有时也会有遗憾，这是所有医生最不愿看到的。
2008年，手足口病暴发，由于病毒变异，致使不少感染的儿童患者病情恶化特别快，“快到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么快的程度。”一位两岁半的小女孩在进ICU时，还跟她的爸爸挥手再见，进去以后不到半小时，孩子不好了，病情发展特别快，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急救的医生跟家长说孩子不行了，最后救了一个小时，孩子还是没了。“超出了医学界的预估，医生也心塞无奈。”
李宏说：“医学有个信条‘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不是调侃，因为你面对的是生命，别无选择。”
“孩子的很多病很多时候就像一棵树苗叶子发黄，医生把表面的土松一松，浇点水，施点肥，过两天树苗慢慢就变绿了。谁让它变绿的？是你的肥让它变绿的？是它自然的生命力，你只是起到一个培土的作用。”李宏说。
给儿科医生加薪
距2016年全国多家儿科医院因紧缺儿科医生停诊之后，儿科医生紧缺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
中山一院儿科主任蒋小云在儿科住院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干儿科虽累一些、辛苦一些，但付出有相应的回报，那自然有人愿意干儿科了。”
自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中，把儿科专业从本科教育中划掉，归至临床医学系（儿科方向）后，临床医学的医学生便成了儿科医生的主要来源。“在大城市大医院，内科、外科医生是不缺的，因此，适当提高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有利于缓解儿科医生紧缺。”蒋小云说。
因为晋升通道受阻选择离开的医生也不少，“因为晋升，跟薪资待遇、职业前景等都是有关的。”蒋小云建议，“在职称的评定上，应适当向儿科倾斜，让儿科医生们有充分的机会实现个人发展。”
与此同时，工作中源源不断出现的小惊喜，也让蒋小云觉得儿科医生是一个很温暖、很阳光的职业：“比如有的小朋友特别可爱，自己手里拿着很喜欢的玩具，一见到我们医生来了，会大大方方拿出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还有一些家长，看到我们加班晚了，都主动说你们辛苦了。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是由衷地表示感谢，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
去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段宇飞曾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将从目标管理、人才建设、机制改革和营造氛围四个方面破解儿科医生短缺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调整儿科医生薪酬，使其付出与回报相匹配。”
段宇飞介绍，为增加儿科医生的数量，广东将在有条件的医学本科院校增开儿科的本科专业，同时，增加儿科研究生的招生数；另外，加大儿科住院医生的规范化培训，以及加强儿科医生的转岗培训和订单定向培养。
在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方面，各地区也开始了行动。以广州为例，从去年5月开始，广州地区的各大公立医院在收治6岁以下儿童时，有408项儿童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实施加价，幅度不超过30%，如一般门诊检查费由10元提高到13元，急诊诊疗费由21元提高到27.3元，雾化吸入从7.77元提高到10.1元。
据秦耕介绍，自2016年六部委的文件实施以来，儿童医疗硬件、软件建设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很多医学院校恢复了儿科专业，从学历教育上得到加强。《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到2018年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80家，妇产医院807家，儿童医院228家，从业人员近64万人，年门诊量4亿人次，年住院1379万人次，床位33.8万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