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愿就当前国内国际共同关心的几个经济金融问题交流看法，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美国升级贸易摩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5月10日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随后又对华为公司及相关企业发布禁令，同时宣称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贸易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损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但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第一，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展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会对现有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第二，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见到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第三，相当一部分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利润丰厚因而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成本。第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转移到海外，这会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第五，中国金融市场2018年已受到过度影响，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的冲击不会太大。
从美国来看，其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对中国的出口将萎缩，会损害许多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明显下降。长期依靠进口中国产品进行加工、组合、运输、分销而创造增加值的众多美国国内企业，将受到严重挤压，其中一部分可能面临生存威胁。美国消费者将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同时，美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华尔街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贸易战势必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
从逻辑上看，美国加征关税的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影响，最终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第一，美国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明确禁止美国企业出售产品和技术，等于是自己直接增加逆差。第二，发动贸易战震惊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美国政府很快又担心关税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关税会推高物价水平，从而使美国经济有可能丧失低通胀优势。第四，遏制住中国对美出口，由此产生的空缺必然由其他经济体弥补，逆差总额并不能减少。
从历史来看，美国与其他后发国家的贸易争端已有40多年历史。最初是德国、日本，随后是亚洲“四小龙”。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国。目前，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增长势头良好，正在加速推动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格局，中国对美出口可能逐步减少，但是美国逆差的格局很难改变。
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获取极大好处
单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了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获得了多方面的极大好处。形象点说，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了好几张皮。
一是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公司拿到贸易差额中的绝大部分增加值。美中贸易逆差中将近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美资企业，销售这些商品最终形成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中美贸易不平衡中61%来自加工贸易，在实际价值分配中，中国得到的份额并不高。此外，美资企业全球海外销售总额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市场。二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美贸易获得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据估计，美国市场的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从中国进口，如沃尔玛售卖的产品中26%直接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降低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其福利水平。三是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中国发挥价格支撑的领域。例如，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及民用飞机、芯片等，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采购，其价格绝不会是今天的水平。美方统计，对华服务贸易每年都有400多亿美元的顺差。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高消费、低通胀”奇迹。即便在实施量化宽松的10年里，美国也没有出现明显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超过欧洲、美国、日本总和的中国处于高速工业化成熟时期，空前地增加了全球消费品供给。五是美国获得巨额廉价资本回流。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资本，以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支撑着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截至2018年底，中国有7.3万亿美元的国际金融资产，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态存在。中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使得美国市场资金成本极低，为其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六是美国长期占用着中国巨额储蓄资源。中国人民勤劳节俭，即使在月薪十几美元或几十美元的时候，也会省出一点钱来储蓄。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很高水平，而美国存在较大的投资——储蓄缺口。美国对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美国占用同等规模的中国净储蓄。
由于中国回流美国的资金主要以购买证券和其他资产为主，而且美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占比很高，所以存款创造效应较低。过去十几年里美国的广义货币和现金都增长缓慢，这与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形成极鲜明的对照。这足以解释美国的一个新秘密：印制和发行美元的费用也节省了许多。国际金融学里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找到了一个更有效的化解方式。
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是强权逻辑
中国40年前开始引进外资，设立“三资企业”，境外投资者从中国获取了巨大利益。现在外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高达数万亿美元，利润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一切都建立在企业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合同是中国政府强制外商签订的。严格履行契约一直为欧美所倡导，也日益得到中国企业和居民的由衷认同。现在美方突然指责中国的法律和经济实践是“逼迫外方转移技术”“强制获取外方知识产权”，甚至直接使用“偷窃”这样的字眼，这不仅不符合基本事实，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会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发展经济学才有“追踪模仿阶段”这一概念。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十多个世纪科学技术领先于全世界，我们的无形资产给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四大发明”直接促成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没有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就没有现代工业化经济，无论是弗朗西斯?培根还是卡尔?马克思，对此都作出过极高评价。现在看来，我们的祖先是有缺憾的，他们发明了太多的东西，唯独没有发明“知识产权”。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欧美工业化时期，各国相互之间的技术模仿和抄袭十分普遍，一些企业曾经不择手段地获取他人技术，这是特定历史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但是，每个国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探索取得新突破，为技术进步作出新贡献。而且，我们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偷窃取得的，包括美国，都是靠本国人民辛勤劳动努力奋斗得来的。
以技术换市场或以市场换技术，本来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基于公平原则的技术交易，是各方认可的基本市场经济活动。多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标榜自由贸易、公平交换，声称要向发展中国家主动转移知识和技术，帮助第三世界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经济独立。如果能达成这一目标，当然有利于世界发展。现在看来，美国根本就没有兑现承诺的意愿。
发达国家一直在依靠技术转移获得巨大收益。通过专利、特许经营等方式，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中获取了高额利润。除此之外，很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中得到检验，这些国家的工程管理人员对改进和完善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在当今世界，中国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在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赞扬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仅仅在几年前，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政要都公开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进步。这一切难道一夜间就改变了吗？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制裁和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反而会激发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加快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受到各方封锁和禁运，在“一穷二白”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制造出“两弹一星”，使中国逐步跻身于世界科技大国行列。
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不断以“操纵汇率”的指控威胁中国。按美国财政部的定义，汇率操纵需同时满足三个定量标准：一是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二是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3%；三是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的0.37%，也没有大量买入外汇，更没有靠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很难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
过去十几年里，凡是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基本都是由于外部原因。最近一次，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下跌超过3%，完全是美国升级贸易摩擦的结果。一直以来，发达国家不断要求人民币增强汇率弹性，但当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波动幅度加大时，有的国家又表现出“叶公好龙”的态度，对我们无端猜疑指责，这种行事方式显然十分可笑。
众所周知，虽然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买卖外汇来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将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的。在成熟市场国家，几乎没有企业和居民专门靠“炒汇”获取投资收益，尽管日本曾出现过所谓“渡边太太”，但实际结果也并非如当年的传说。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但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备极好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近年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且这也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超强竞争力的原因。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分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加上政府的公共服务，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国有企业中，很多已在境内外上市，实际上是混合所有制企业，100%的纯国有企业已经极少。大型国有企业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权已让渡给民营企业。即使是中央国有企业，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之中。20多年前军工企业改革时，每个行业都分出两家以上公司。
当前，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所有领域，只有极少的法律和政策限制。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等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业。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鼓励他们既竞争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多方共赢。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各项政策落地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这种指导性政策本质上与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没有太大差别。国际上时常有人抱怨中国政府给各种商品提供巨额补贴，其实这种批评在逻辑上就难以成立，如果要给所有企业都补贴，那必须从所有企业平调资源。
金融业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我国金融机构既有国有控股，也有民营和外资控股，上市机构和农信社等还有自然人参股。458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民营资本控股的超过3000家。170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绝大部分也由社会资本控股。即便是5家大型商业银行，十多年前外资持股就可以达到25%，当时在美国申请设一个分行都十分困难。目前，大型银行中国内外非国有资本股权平均达到约30%，有的甚至超过40%。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五大银行的效益指标虽然不断提升，但是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现在只有37%，与欧美主要经济体相比，其市场集中度处于明显偏低水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中国金融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民营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竞争合作态度。例如，支付宝便是在建设银行等大中型银行的支持合作下，十几年前开始诞生并快速发展壮大。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与大中型银行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他银行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在资金筹集、账户开立、支付结算、普惠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效果十分显著。由此可见，即使在最重要、最核心的领域，中国政府也没有采取简单的国有企业垄断政策。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会改变
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许多怀疑，特别是对党组织的作用有严重误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根据公司章程和组织架构，作为独立主体按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有效运转，党组织并没有进行干预。
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是我们公司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党组织作用，使二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从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看，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模式，更没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优模式”。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基本原则和框架等方面与国际一般标准保持一致，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更是在公报中明确提出支持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倡导的公司治理原则。在总的原则框架下，实践中适应具体国情进行补充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兼容。一是在科学有效的制衡机制上，我们推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各就其位、各自承担法定职责。党委会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政策、培育健康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经营决策还是董事会负责。二是在利益相关者保护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兼顾股东、员工、客户、社区、债权人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地实现、维护和发展各方合法权益。三是党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也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能够更好地防止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操纵和董事履职不充分、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党委的核心作用发挥很充分，经过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有的银行十年前就曾获得公司治理的国际大奖。这些银行已高度国际化，股东和机构网络遍布全球，一些关键的经营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公司治理模式。
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到2018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已分别占全球的10.8%和12.8%，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货物生产和交换，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8年，我们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目前正陆续落地实施。未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外资占中国A股市值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为1.6%，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为5.8%，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们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传染性也会增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防控好金融风险尤其重要。要特别警惕跨境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
中国发展要立足做好自己的事情
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必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举国上下正在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推进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我们能不能走得更加稳健，关键在于是否能处理好各种矛盾和难题。这意味着，首先要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约18%，预计到2025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以上，进入典型的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除了劳动人口减少、储蓄率降低、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外，我国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将面临严峻考验。
我国环境污染仍然还很严重，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成千上万亿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总书记一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然污染治理成本很高，但涉及全国人民切身利益，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紧盯问题焦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部门、行业、阶层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某些不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尤为突出。由于自有住房的折算租金严重低估，居民收入核算存在很大的改进余地，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总体上仍然偏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当前，脱贫攻坚战正处于决胜时期，任务十分艰巨。阶段目标实现后，扶贫济困仍将是一项长期的社会事业。
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差别也很明显。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经济不平衡，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区和资源型城市面临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人口净下降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十分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不利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这些年，我们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规模不断加大，但效果还不够理想。突出问题是科技教育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例如，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及与其直接相关的政府类资源配置方式亟待改进。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存在“瓶颈”，一些核心技术还存在“卡脖子”现象，严重制约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下大力气予以解决。金融业在这些方面大有作为，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转自《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