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华
有一种经济干预的思路一直比较流行，那就是在干预之上再加一重干预。很多人以为，如此一来，后一重干预可以使得前一重往好的方向发展。
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这是一重干预；美联储的决策者也懂得，宽松货币会鼓励人们更多地冒险，经济呈现所谓的“脱实向虚”，所以他们主张加强金融监管，这又是一重干预，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宽松货币的危害。又比如，宽松货币下，房价往往上涨，于是一些学者主张采用行政手段对房价进行各种“调控”，以为这样就可以既享受刺激经济的好处，又控制住了房价泡沫。
然而，这种思维是违悖经济规律的。在干预之上再加一重干预，只会让经济扭曲得更多，而不是用一重干预纠正了另一重干预的问题。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循环理论认为，宽松货币压低名义利率，使得人们受到误导，进行更多的长期投资，呈现出短期“繁荣”。然而，真实的资本品并不足以支持这些长期投资，企业很快就会发现成本上涨，原来看起来合算的投资，变成亏损，于是出现了普遍的衰退。
那么，在宽松货币下，如果多用行政干预，是否就可以使人们的投资变得更明智，从而避免投资错误扎堆爆发呢？
这是做不到的。
即便在人为压低的利率下，市场机制也能帮助人们最大化地消化各种信息，受到的误导更少。破坏这个机制，将使得资源配置受到更大的误导。
“用干预来修正干预”最大的风险是鼓励越来越多的干预。由于人们错误地以为，干预的负面影响被另一重干预修正过了，所以，人们对风险往往更容易视而不见。当市场表现出和干预的方向相反的反弹时，人们也更容易和市场较劲，非要把市场打压得“听话”，浑然不觉如此一来风险积累得越来越多。正确的做法只应是放弃前一重扭曲，而不是试图“用干预来修正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