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型城市是近期的热门话题，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但也有一部分是发达省份的小城市。
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矿产资源开发进入后期、晚期或末期阶段，其累计采出储量已达到可采储量的70%以上的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突出问题。
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国务院分三批确定了我国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其中，煤炭城市37座、有色金属城市14座、黑色冶金城市6座、石油城市3座、其他城市9座。
第一财经记者选取其中23个地级市级别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重庆的万盛区和南川区未计入在内），通过对其2000年、2010年和2015年三个时间节点的常住人口变化，来探寻资源枯竭型城市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选取上述年份数据是因为，我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1%的人口抽样调查，也就是“五年一小普，十年一大普”。但由于多重原因，上述23市的常住人口数据公布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本次收集的数据尚不够完善。
东北多城持续收缩
大体来说，上述23个资源枯竭型地级市中，有1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呈现收缩状态。这其中，东北城市占了9个，包括七台河、阜新、盘锦、抚顺、辽源、白山、伊春、鹤岗、双鸭山等，区域收缩态势十分明显。
以抚顺为例，这座城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18个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之一。彼时南方的深圳还刚从小渔村起步，厦门、宁波等城市的规模也都很小。不过近40年过去了，如今南方的深圳、苏州、宁波等城市已经崛起，抚顺、盘锦等东北城市却发展十分缓慢，艰难前行。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计划经济时代，抚顺等传统重工业城市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要素，发展也比较好，但在改革开放年代，大量的要素资源比如资金和人才等，都转向了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
另一方面，东北多城人口收缩，也与近年来东北地区较低的生育率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0‰，减少了4.37万人，再加上外流人口，辽宁常住人口减少了9.6万人。同期，黑龙江和吉林的出生率分别为5.98‰和6.62‰，在各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分析，东北原有的国企和体制内的人员比较多，城镇化比较早，计划生育执行比较严，人们也比较容易接受计划生育的理念。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下岗工人增多，在经济压力之下，生育率也受到影响。
出生率下降的同时，因能源经济下行、经济增速放缓，东北的不少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一方面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向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转移，地级市的人口进一步收缩。
以阜新为例，阜新市统计局发布的该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结果显示，阜新市2015年11月1日零时的常住人口为17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81.9万人相比，五年共减少4.1万人，下降了2.25%，年平均下降4.6‰。阜新市统计局介绍称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市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生产结构单一，经济欠发达，属于人口流出城市。我市目前仍有近7.4万人口流向外省，人口总量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数据还显示，2015年，阜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18.4%，并早在2010年就已经步入了老年社会，而且，近十年阜新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都在持续收缩，除东北之外，不少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总量还在增长。数据显示，上述23市中，东北之外的14个地级市中，除了焦作之外，其余13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总量仍处于增长态势。
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有多重因素。一方面是，尽管这些城市也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但在市管县的体制下，这些城市下辖有不少的县级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来的城镇化率较低，出生率比较高。
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东南沿海更近，近年来，随着沿海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这些城市也承接了不少产业转移落户，因此经济也能保持较快增长。
以2018年的经济增速为例，东北的资源枯竭型地级市大多在6%以下，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新余、萍乡都超过了8%，泸州和黄石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上述23市中，只有两个城市的GDP总量超过了2000亿元，其中枣庄以2402亿元位居榜首；有12个城市的GDP总量低于1000亿元，5个城市低于500亿元，其中七台河、伊春和鹤岗不足300亿元。
富省弱县
不过，人口的收缩并非只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是在东北、西北地区才有，对很多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来说，人口的收缩已经越来越普遍。
以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为例，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018年年底，广东常住人口达11346万人，继续居全国首位，比上年增加177万人，净增量连续第四年达到百万级。但即便如此，广东还是有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口持续减少的城市收缩现象。
日前，广州地理研究所杜志威博士与他的同事们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分析发现，2000年~2016年广东全省绝大部分地方（占比73.17%）常住人口规模实现了增长；仅有25个（占比20.32%）地方出现片段性收缩，即人口规模增加但其间有5年以上出现人口负增长；还有8个（占比6.51%）地方人口规模为负增长，出现持续性收缩，分别是饶平县、南澳县、乐昌市、南雄市、阳山县、连山县、连州市、连南县。
杜志威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些持续收缩的县域主要位于粤北山区，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加剧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收缩，这种收缩是普遍增长伴随局部城市收缩并存。
杜志威与其同事的研究指出，这些县域的山地森林资源及生物多样性功能突出，是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其功能定位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主，在工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开发建设方面实施严格控制。
不只是广东，包括福建、江苏等地也出现了局部收缩的现象。例如在福建，从2012年到2017年，山区市三明的城区人口出现了微降；在江苏，苏北地区的盐城2018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度减少了4.22万人。
此外，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外贸明星城市，在近年来外贸出口放缓之下，也出现了明显的局部收缩或片段收缩。以东莞为例，杜志威与其同事的研究指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外贸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制造企业倒闭和产业人口外流使得东莞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市域范围内出现了与传统增长方式截然相反的城镇收缩现象。
不过，不管是增长还是收缩，都是城市发展的自然现象。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一些城市的收缩乃至最后消失，都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使然。“要尊重这种规律，一些地方收缩了，但一些城市在扩张。人口从这些资源型城市向更利于创业与提高收入的地方转移，也是人口与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